摘要：百年党史亦是弥足珍贵的维护国家安全斗争史。中国国家安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经百年求存图安、当家做主、富民强国实践而升华的国家安全学。新时代、新发展及新斗争,呼唤与之相应的国家安全新理念、新手段和新载体。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从战略与政治高度,强调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提出对安全与发展、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三大统筹”的重要观念。这既是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社会主义中国御风险、谋全局,资长治之纲;是保稳定、促发展,固政权之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强保障。
作者简介：陆忠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咨询委员。
中国共产党百年求索，走过风霜雪雨;百年奋斗，创造人间奇迹，在世界东方谱写了辉煌壮丽的史诗。百年历程，由弱变强，安国全军;百年寻路，改天换地，平视世界，积累了革命实践、执政实践和发展实践经验。百年党史亦是弥足珍贵的维护国家安全斗争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领导集体核心，致力于人民当家，建国执政，维护主权，攘外安内。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思想乃由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升华而成。毋庸置疑，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在东方播下社会主义火种及引发燎原大火，彰显历史偶然中往往带着必然。
一、百年党史是维护国家安全斗争史
社会主义缘何在中国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哲学秘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宝：理论与实践统一及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坚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辨别本质和现象，分清主流和支流;既看问题又看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在消极中看到积极，在被动中看到主动，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统筹协调，兼顾远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无疑，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哲学和思想路线，得以从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上培育、提高，以及增强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和革命能力，成为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想灵魂和哲学旗帜。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值此两个百年交汇之际，学习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指导思想及其蕴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感受到实践的、理论的、历史的哲学思维。抚今思昔，世界上冠以“共产党”之名的政党很多。但，像中共这样有着百年党龄，且长期执政的政党绝无仅有。“安在人治，与治同道，罔不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今后十几年或是各方面风险不断累积与集中显露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风险挑战，唯有心静、好谋、思危、知彼者，方能胜出——对可能发生的风险及其形成原因对症下药，精准发力，化矛盾风险挑战于源头。
当前我国社会政治大局总体稳定，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国内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安全需求、安全压力和安全挑战，与发展起来之前不可同日而语。正缘于此，还需在非常宽广和综合的层面上，做好发展和安全统筹大文章，主动破解国家安全时空领域空前宽广与国家安全总体增容条件下的重大问题，从理论、实践、战略高度，为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进步，做出最佳服务：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处置好每一次突发事件，应对好每一场风险挑战，确保中国特色大国安全道路通远顺达。
怒海行舟，要靠掌舵人的智慧勇气与战略定力。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现实国情而又面向未来，根据国内外安全形势变化和时代特点，以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新认识、新理念，围绕做好国家安全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阐述了新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谱写了特色鲜明、格局宏大的大国安全新篇章，为维护乃至塑造中国特色大国安全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彰显了党中央对走中国特色大国安全道路的必然选择，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奋力开拓国家安全工作新格局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中国国家安全思想具有理论高度与政治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经百年求存图安、当家做主、富民强国实践而升华的国家安全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屹立东方而不倒，根本原因就是在中共领导下，继往开来的传承及教育：晓之以马上得天下之艰辛，示之以政权面临威胁之艰险，强之以共产主义“遥遥有期”之信心，树之以实现人类和平繁荣之目标。以此提升人民与党同心同德的凝聚力。要言之，这门学说姓“物”而不姓“心”;以民为本而非以资为本;姓“社”而不姓“资”，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权观、治理观、安全观及利益观，黑白分明，截然不同。
二、“国之大者”的担当与自觉
作为世界大国，中国意识到国力增强与承担责任成正比，故而应遵循“国之大者”的担当意识：顺应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方向，积极引领时代发展，担负起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责任和使命，主动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要求汲取大国盛衰的“千秋雪”，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与“金德尔伯格陷阱”，探索有助于和平稳定，发展安全的“万里船”;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思与行并重，言与策同步;让世界深刻领会中国的国际战略思维，全面体会中国发展对世界格局的深刻改变，更深刻体会中国安全与国际安全互动的哲理。
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内涵“国之大者”心怀;凡涉国家安全大事之谋划，必循国际视野与决策自觉——以世界和平为坐标，以人类安全为格局;排斥“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秉持国际关系“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平视世界，绝不仰视西方甚或俯视他国，统筹民族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谱写了特色鲜明的大国外交新篇章，全面系统地形成了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方向发展及文明交融、互学互鉴等一系列重要外交思想理念。
“国之大者”对社会政治局势之谋划，衡内外而施之，连上下而通之;运用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的方法论，避免“国之大失”，统筹社会政治常态维稳和应急处置，统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国之大者”对国际条件之创造，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凭借审时度势，静水深流的博弈论，善于解开战略互疑之结，长于破解战略摊牌之咒，敏于探寻战略互动之钥，推动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消弭“国之大患”。人类命运与共，环球同此凉热——关注人类命运前途，追求世界和平、和睦、和谐，此乃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蕴含的博大情怀和决策自觉。
“国之大者”，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亦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言之，中国国家安全的根本宗旨是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让人民生活幸福，即将人民的福祉和利益要求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最大目标。凡涉国家安全立法定规，体制机制建设与方针政策制定，必须坚持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人民与依靠人民，两者是辩证统一关系——做好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之大，安全形势不稳定与不确定性之大，可预见与不可测风险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国家安全之舟正驶入国际战略博弈主航道及水流湍急深水区。显然，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较发展起来之前更多更难，更复杂棘手，风险叠加，错综复杂;需解决的问题、需跨越的坎儿不少。越是沧海横流，乱云飞渡，越要牢记“国之大者”的初心使命，心怀“国之大者”的时代要求，增强“国之大者”的专业素养，增强“国之大者”的忧患意识，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意图、战略谋划和具体要求。
三、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综上所述，中国的历史方位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求中国共产党超越单一军事防务的传统思维，超越反间防谍、反恐诛暴的狭隘思维，超越唯经济增长与GDP至上的政绩导向，超越减灾维和、应急处突等小安全观念，以全新理念思考，以全局视角定位，以整体思路规划，以发展视野布局，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潜在风险与显性威胁做出精准把脉，科学研判，进而把握趋势，抓住本质，有的放矢，化解矛盾风险，应对挑战威胁，积极推进国家安全工作全方位布局，塑造总体有利的国家安全态势，在实践与总结基础上，不断推进国家安全理论的创新及飞跃。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新发展及新斗争，呼唤与之相应的国家安全新理念和新观念，以及创新能有效应对各领域安全问题联动的新手段，构建能运用各层面资源予以综合解决的新载体，以及上下连通、令行禁止的新指挥枢纽。为此，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指导思想成当务之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掌握维护国家安全战略主动权，高屋建瓴，首开宏论，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从根本上抓住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需求和关键，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从战略与政治高度，强调走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提出对安全与发展、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维护与塑造“三大统筹”的重要观念。这既是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与“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一起，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
2018年4月17日，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系统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并就全面贯彻提出新要求：国家安全既要维护，也要塑造，塑造是更高层次、更具前瞻性的维护。大国通常讲“维护”，强国重视“塑造”;我国正好处于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因此提出“维护与塑造”恰逢其时，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战略需求。2020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举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点要求。
2020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对历史上大国兴衰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是着眼于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发展环境中更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重大现实意义”。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其前提的安全外延内涵也需与新发展理念配套。几年来，习总书记在大江南北视察中，还提出生物安全、水质安全、粮食安全等观念，进一步充实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顶层设计和大安全观。它承传于传统兵学和战略文化;升华于百年维护国家安全斗争的伟大实践。在“十三五”时期，党和国家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抓纲带目，应招出招，披荆斩棘，趋利避害，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抵御了一个又一个风险，蹄急而步稳，在维护及塑造国家安全斗争实践中，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就个人体会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社会主义中国御风险、谋全局，资长治之纲;是保稳定、促发展，固政权之要;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强保障。
淬炼而成的观，升华而成的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人民属性鲜明的“政权学”“江山学”;保证江山永固、国祚长久的“载舟学”“铸魂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学”“共赢学”;其中关于对安全与发展的统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塑造战略胜势的“国运学”“国力学”;关乎中华民族复兴的“利益学”“方位学”;构建更高层次开放经济体系的“方向学”;统领各领域工作的“平安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远航的“导航学”。总之，这是有助于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辩证学”;具有理论高度、政治高度、战略高度及历史深度的“安全学”。
四、踏平坎坷成大道
唯物辩证法的精要，在于洞悉事物对立面的存在，以及理解事物向其对立面方向的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罕见之疫情叠加共振，加快了国际格局演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金股汇、粮油矿行情同步，景气周期、气候环境同温，没有一个国家可自成宇宙，独善其身。国际关系中丛林法则肆虐，国富不等于国强，富而不强或大而未强，易遭霸凌;由大向强，将强未强，或遭截击。鉴往知今，迦太基、威尼斯，以及科威特、伊拉克，无一不是因富而亡，因大而衰。今日中国，不会因富而安，更不会因大而全。中国发展背后，必然同时存在着它的对立面。
“后疫情时代”国际形势扑朔迷离。美国策动及加剧的“大国竞争”，导致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卷入第二波政治疫情;白宫、国会山和五角大楼，不择手段地欲将战略竞争对手扼杀于将强未强，截击于涉水半渡——不是会，而是已。君不见，中国战胜疫情，提供抗疫产品，反遭甩锅抹黑乃至索赔赖债。很显然，华盛顿宁要受尽疫情折磨的“东亚病夫”，绝不想看到政治抗体愈发强大、经济愈发繁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此乃两国国力消长背景使然。未来十几年或几十年时期内，美国将综合使用美军、美元、美资等手段，阻断中国进路，延缓及干扰我国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必将实现于世界舞台。缘于此，中国越接近世界政治舞台中心和科学技术前沿，越接近经济博弈战场或文化交锋前哨，越接近军事攻防一线和抗击疫情风口，就越会遭到来自大洋彼岸的无端纠缠和无理攻击。本属正常的国与国竞争合作，之所以被美国战略界演绎为“无尽前沿竞争”，即是作为事物对立面存在的对华遏制战略——始作于奥巴马，成型于特朗普，实施于拜登;此乃帝国主义不变本性使然，亦是美国国力“将弱未弱”，中国国力“将强未强”之错肩的战略焦虑使然，故须从超强博弈战略高度，对美中关系予以定性。
“中美博弈是盘3D棋局”，“存在技术、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和外交竞争”(拜登的亚洲问题顾问埃利·拉特纳语)。白房子和国会山嫉妒仇视的目标，不外乎东方翠绿鲜嫩的无花果——发展成就、发展模式、发展空间、发展潜力与发展利益。2021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版对台交往准则，鼓噪增进美台勾连。部分保守智库甚至仿效冷战前夜美国驻苏临时代办乔治·凯南的“长电报”，炮制“加长电报”，唆使拜登政府沿袭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基调，以中国为“最大地缘政治对手”。
美国对华实施遏制战略，加大“太平洋威慑”，大搞霸权、霸道及霸凌。除来自大洋彼岸的传统威胁外，非传统安全挑战亦愈发严峻。21世纪第二个十年，灰犀牛无处不在;黑天鹅突飞乱舞，传统军力对此无能为力。此外，人类与病毒缠斗千百年，尚未摆脱“无奈小虫何”的困境;大疫来袭，战而难胜，国势消长，地位沉沦，时时闻说，俯拾皆是。保护国家免受未来潜在的新型致命病毒侵袭，亦已上升为国家安全重点。总之，前进道路上的风险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至少要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
我国海外利益遭受威胁愈发突出，构成当代主权国家面临的典型安全问题。仰光莱达亚工业区对中企打砸抢烧;几内亚湾海盗屡对中企绑票;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针对中企的“7·14”恐袭。今后5到10年将是中国海外利益安全特殊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持续高增，“一带一路”项目密集落地，企业和公民要求政府保护的诉求集中，维权与处突矛盾交织。再如，缘于美欧日国家的政治因素导致全球供应链布局从成本洼地向安全高地转移，规则导向型价值链壁垒势将取代贸易或无形壁垒，加大跨国布局障碍，影响中国嵌入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合理路径。
总而言之，保障新发展格局的国家安全体系尚存不少短板弱项，有待补强补齐。逆言之，不安全对发展构成断网、断芯、断链的“熔断”威胁;不发展对政权构成骚乱、动乱、暴乱的“颠覆”风险;不健康对生命安全造成疫灾、人殁、家破的生存灾难。安全与发展互为条件、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有鉴于此，战略学界应深入学习领会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涵养“大安全文化”——多考虑安全因素，多谋划安全布局，多突出安全比重，统筹好发展与安全。
还需看到，各种矛盾风险挑战之源头与燃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表面看似对立、无关、很远的事物，因其内部联系紧密而同频震动，跨国传染。华盛顿、华尔街的风吹草动会波及中国，喀布尔易帜、内比都变天、刚果(金)恐袭，均会影响安全考量。一方平安与多方平安息息相关，一国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相连。国际形势的稳定性与可测性，日益被模糊性和突发性替代;不确定性成为基本特征。如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交叉传导，叠加升级，小的演变为大的，局部的演变为系统的，国外的演变为国内的，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严重危及国家安全。
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宣传事物本质，促成矛盾转化，达到国家安全目的。挑战逼人，使命逼人。问题和风险既对国家安全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也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新机遇。斗争是一门艺术，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正因为矛盾风险挑战存在严峻，也正因为应对矛盾风险挑战的艺术发挥，使得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思想更加富有生命力，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加壮观，使得中国和平发展、民族复兴伟业更加波澜壮阔。
五、解决船和桥的问题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不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高策良谋从何而出，国有疑难问计于谁?服务决策谋高见，着眼未来谋先见，这“两谋”决定了高端智库工作必需的闻、思、研、策四大环节。“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鉴于此，高端智库应以党的调查研究理论为武装，提高庙堂谋士之觉悟，铸造大国工匠之品格，激活信息不灵“死穴”，打通上下“信梗”，围绕国家重大安全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积极谋划思路创新，主动促进手段创新，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提出的“三个统筹”落到有效对策上来。
在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弄清情况后，用百分之十的时间提出对策建议(陈云)。对策主要来源于三化：化知识为思想，化思想为智慧，化智慧为对策，以解决最高层的决策难题。为此，既要居安思危，更要知危图安。思危是底线思维，即对发展与安全中否定因素的自觉;图安是高线追求，即致力转化否定因素的努力。缘于此，对策建议的格局要大一点，切入口要小一点;突出“先手棋”“关键棋”及“长远棋”特色，以及可实施性与可操作性;力争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突出核心竞争力，此乃领军学界、运筹智库、服务决策之本金本色。
第一，高度重视，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大国战略博弈之生死防线是政治安全。帝国主义颠覆他国政治安全乃至政权的战略重点，一是制度，二是政权，三是意识形态。其惯用伎俩就是策动以柔软“天鹅绒”包装的“和平演变”。21世纪以来，美国豢养的西方非政府组织先后在我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策动以暴恐为特征的“颜色革命”，打砸抢烧，祸国殃民。近期，境内外非政府组织还对新疆策动“棉花战”，企图乱疆乱边，以疆遏华，恐患东引，颠覆政权。鉴此，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筑牢铜墙铁壁，将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作为谋划推进国家安全工作的起点。
第二，居安思危，军强国安，始终不懈地将军事作为应对大国竞争乃至保底的手段。此番疫情暴露了纸老虎的不堪一击，但真老虎的钢牙利爪仍在;军事基地遍布海外，奔袭斩首、跨境干预的常规军力及“确保相互摧毁”的三位一体核战力犹存。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为此，应以强军作为维护国土安全与主权完整的重要威慑及全程课题;加强研发，突出重芯，手中有芯，将芯比芯，缩小军事技术差距，加快新一代战略武器开发及关键材料多元供应;积极推进安全边界及保护职能向海外延伸，构建远程投送能力及海外后勤基地。
第三，提高应对境外突发事变的快反能力和处置水平，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确保海外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以及资源能源、海上通道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相辅相成，海外安全利益保护体系是世界级大国的标配，亦是保证更高层次开放的重要保障。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鉴于此，应积极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成果，对他国安保工作加以扬弃，发挥体制优势，探索民间安保公司运作方式，致力于打造由事前(未雨绸缪)、事中(水来土囤)与事后(亡羊补牢)构成的危机管理系统，推进海外利益保护从沙盘到沙场的转化。
第四，统筹好建设与战备的关系，坚持以战领建，加强战建统筹;下好科技强军先手棋，向创新领域聚焦用力，牢牢掌控核心技术，以科技支撑军力建设。高超音速、人工智能、量子科学、5G移动网络、基因工程和太空等六大技术领域，对于军事制胜及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作用同样重要。为此，应以研发具体武器为突破口，使之具备全方位、多用途适用能力;同时做好军民融合式发展大文章，发挥军民融合对安全和发展的双向支撑拉动作用;借鉴国外产军复合型产业运营，蹚出一条军转民、民参军的道路：向民企提供各种政策优惠，促进民用技术用于军事，推动军地部分科研设施资源共享，推动产学研融合及军品生产合作，发挥央企和民企在前沿技术理论和应用研究领域的潜力。
第五，加强对各级干部的危机管理教育，建立健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预判能力。世纪疫情倒逼战略学界深化对国力硬核的认识：国力之强，除产业技术、军事情报诸力之外，还应将生命技术与生物安全力纳入综合国力范畴。当下，变异病毒失控的危急形势，要求各国确立性命相关之“缘”——合力抗“疫”的新合作协议、新机制安排。“不能兆其端者，灾及之”。鉴于非传统安全威胁频发，应加快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引入“安全冗余”概念，备足“弹药”“粮草”，加大应急物资多重备份;真正做到“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习近平总书记语)。
第六，统筹对国家安全的维护与塑造，积极运筹周边外交及亚太区域外交。中国与俄日印越蒙朝韩及中亚国家互为近邻，应致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鉴于中俄关系高位运行，美俄关系低徊谷底，尤需警惕美日印等国的“班农先生”在幕后行使离间策——离间中俄关系，诱促美俄携手、联俄入欧遏华。此外，应逐步推进“安全外交”——国与国之间的警察部门、情报机构、边境管理和执法部门间的接触，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确保海外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安全保障体系。
安全不会从天而降，发展不会自动成真。穷国很拮据，富国亦不易;后发赶超、由大变强之路遍布暗礁陷阱。鉴于此，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长征，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还须攻克“娄山关”，飞夺“泸定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初心如磐向未来，续写“赶考”新篇章;世无难事，有志竟成;红旗漫卷，万方乐奏;愚公尽扫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故乡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势将为社会主义运动注入更强动力与更大活力。
来自：陆忠伟.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塑造有利的国家安全态势[J].俄罗斯研究,2021(04):22-34.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转载请说明来源
